为了比较，1393年广东和广西的人口总计为490万，与江西849万的人口相比，差异显而易见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也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（公元1393年）时河北和山东两个布政使司的官方统计总人口为720万，说明初期的山东和河北人口还不到800万，而河南则仅有200万，合起来甚至不如唐代任一省份的强盛。同期的山西人口略超过400万，陕西则有214万（包括甘肃和宁夏），整个北方的总人口不足千万人。到了明朝灭亡时，云南经过200年的演变，汉族的占比达到了50%以上。

明朝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，反映出明廷对安南的力量虽有心却无力可施。接管云南后，朱元璋发现这个文化根基薄弱的地方，汉文化的影响力远不如唐朝时期，因此不得不思考应对？显然，单靠杀戮毫无意义，于是采取了从文化根基出发，来重新塑造当地。历经百年的段氏家族被彻底清除，从文字到传承都被物理抹去。云南自南诏时期便逐渐形成的汉、印度及东南亚等多元文化，也因为生产力的缺乏而无法形成高层次的文化继承，一旦上层被全部削弱，这种文化便随之消亡。在处理完文化问题后，朱元璋着手安排来自淮西和江南的军户陆续迁移进入云南，这时云南的总人口约在150万左右，总计的军户数量大约在30万上下，由于云南的土著并非一体，明廷的势力得以扎根。

明军在攻打云贵的过程中，屡次采取极端措施，甚至利用强制手段得到当地土司的反叛后果。比如著名的奢香夫人，她在明军面前遭受剥夺与鞭刑，幸而她保持了冷静，没有选择主动反抗，最终侥幸逃过了明军的屠杀。

而明军在越南的形象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当朱棣收复越南时，四百年已经过去，越南民族的认同感已经根深蒂固，再想同化他们几乎不可能。唐朝时期，越南的汉化程度较低，使得当地居民频频叛乱。唐玄宗时期，著名的宦官将领杨思勖曾带兵镇压越南的土著反叛，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，但效果甚微。杨思勖在广西和广东一带同样执行过类似政策，若非安史之乱导致了大唐的衰落，采取更加细致的管理与移民政策，越南或许不会独立。

但是，唐朝末年，南诏曾两次入侵安南，汉人也因此遭受重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高骈即便是带领唐军力战南诏，也仅是短时间的震慑。唐末的混乱与安南地理的相对孤立，导致其治理十分困难。由于历史的错综复杂，最终致使汉人对越南的影响力日渐降低。

自两宋以来的300多年间，汉族逐渐失去了交趾，目睹越南的逐渐壮大，甚至沦为越南的轻易目标，不断为其输送优秀人才。而明军为了震慑越南，采用昔日杨思勖的手段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明朝的史书记载了许多被杀戮与酷刑迫害的细节，其中的景象令人咋舌。

由于越南人民遭受沉重的征税与压榨，忍无可忍，最终使地方产生不满之声。明代的统治者因地制宜，安南的治理却屡遭窘迫。再后来，明朝的境内逐渐出现不安定因素，尤其是安南的明察与治理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。然而，尽管当时的文官认为安南是块贫瘠之地，带着一种贬谪的心态上任，自然无心事国，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动乱。

明朝在安南的军事投入极为巨大，却收效甚微，据说损失超过十万大军，官员也损失殆尽。在接连失利后，明宣宗虽然抱有决心，但也不得不审慎对待越南势力的崛起。在次年，朝廷调动人力，试图通过整体动员再度进攻，却在战争的浪潮中遭受重创，丢失了对越南的主导权。柳升作为重任主帅，却未能实现预期，直接导致了明朝在越南的统治大幅度下降。在此背景下，明朝的外交战略与内部管理均进入了困境，令人堪忧。

在后来的发展中，明朝虽有意对安南展开进一步的争夺，却因战损惨重，士气低下，选择了与新生的越南政权保持表面关系。最终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越南以其独特的文化与民族认同逐渐形成，与明朝的关系深入而复杂，时至明朝灭亡之际，越南名义上再度纳入清朝版图，形成了历史的又一轮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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